人到了老年往往會懷舊，喜歡回憶曾經的輝煌和趣事。一個學者，當學術思想枯竭的時候，也會追溯以往的成就，一方面是總結學術研究之路，寬慰自己的一生沒有白過；另一方面也是給自己的家人、同行、親友及弟子一個交待，留下一生勞苦的瞬間喜悅。

我與大多學者有所不同。一方面，我不是一個專門從事學術研究或教學的學者。自1984年從中國人民大學刑法專業(yè)碩士研究生畢業(yè)之后，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編輯部（后來并入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當編輯、編輯部主任、副總編輯，到1996年調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亦稱“中國檢察理論研究所”）擔任編譯部主任、《檢察理論研究》副主編、《中國刑事法雜志》主編（2012年卸任），我一直從事“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同時，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和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期間，我的“主業(yè)”是科研管理和行政管理工作。直到2014年退休以后被湖南大學聘為全職教授，才算專門從事法學教學研究工作。所以，我的理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業(yè)余愛好。另一方面，我雖然學的是刑法，但研究的范圍并不全是刑法。圍繞著刑法學的研究，我把自己的視野擴展到與刑法學密切相關的國際刑法學、犯罪學、犯罪被害者學、刑事訴訟法學、檢察學、司法制度及其改革等多個領域，形成刑事一體化的研究領域。《刑事法研究》中所匯集的就是我這些年來圍繞刑事法學進行研究所取得的部分成果。這些成果，對于現今的學者是否有參考意義我不敢斷言，但對我個人而言，畢竟是值得珍視的。

關于刑法學的研究

在大學讀書時，我雖然每一門功課都是優(yōu)秀，但自己還是比較喜歡刑法，覺得刑法是懲惡揚善、伸張正義的法律。大學三年級選擇學年論文時，我寫了“論過失犯罪”，其中第二部分以“試論過失犯罪負刑事責任的理論根據”為題發(fā)表在《法學研究》1982年第2期。1982年2月，我提前畢業(yè)，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跟隨高銘暄、王作富教授攻讀刑法專業(yè)碩士學位。碩士學位論文《我國刑法中的流氓罪》，由群眾出版社1988年出版（1991年獲北京市高等學校第二屆哲學社會科學中青年優(yōu)秀成果獎），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單個罪名為題出版的學術著作。1999年，我重返中國人民大學跟隨高銘暄教授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論文《刑法理性論》（2003年獲中國人民大學優(yōu)秀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獲教育部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頒發(fā)的“全國優(yōu)秀博士學位論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

在刑法學研究中，我針對當時刑法立法中“宜粗不宜細”的指導思想，首次提出了刑法立法的明確性原則（1991年）；針對不同地方的不同定罪標準，首次提出了刑法的公平觀（1994年）；針對刑法適用中存在的問題，把刑事司法引入刑法學研究的視野，首次指出了刑事司法中的地方化、行政化、大眾化對刑法適用的負面影響（2002年）；作為大陸學者，首次在我國臺灣地區(qū)出版了“學術著作·大專用書”之《刑事責任比較研究》（1996年）。

作為一個業(yè)余的刑法學者，我未能參加每年的全國刑法學年會，但在30年來的歷屆刑法學年會優(yōu)秀論文評選中，我都獲得了一等獎或特別獎，成為最幸運的學者：《論刑法的公平觀》一文，2000年獲中國法學會“海南杯世紀優(yōu)秀論文”（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1984—1999優(yōu)秀年會論文）一等獎；《論賄賂外國公職人員罪》一文，2006年獲中國法學會“西湖杯優(yōu)秀論文”（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2000—2005優(yōu)秀年會論文）一等獎；《社會危害性的刑法價值》（與我的博士研究生陳偉強聯合撰寫）一文，2011年獲中國法學會“馬克昌杯優(yōu)秀刑法論文”（中國刑法學研究會2006—2010優(yōu)秀年會論文）特別獎；《網絡犯罪：傳統(tǒng)刑法面臨的挑戰(zhàn)》一文，2016年獲中國刑法學研究會（2011—2016）優(yōu)秀年會論文一等獎；《刑事責任通論》一書（警官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1999年獲全國檢察機關精神文明建設“金鼎獎”圖書獎一等獎第一名；《刑法改革的價值取向》一文（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6期），2003年獲全國檢察機關精神文明建設“金鼎獎”文章類一等獎第一名，并被收入《改革開放三十年刑法學研究精品集錦》（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此外，我有幸參與了高銘暄教授主編的系統(tǒng)總結新中國成立30年刑法學研究的代表作《新中國刑法學研究綜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和高銘暄、王作富教授聯合主編的代表新中國成立30年來刑法學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新中國刑法的理論與實踐》（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撰寫；參與了中國與法國刑法合作研究項目（該項目的研究成果以中文版三卷本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出版、法文版四卷本在法國巴黎第一大學出版社出版）；參與了香港城市大學與中國人民大學為香港回歸所做的香港法律中文文本的編撰工作。我還有幸作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刑法修改研究小組成員參加了1997年刑法修改的相關工作。這些學術活動對我研究刑法問題提供了極好的機會和很大的幫助。